一家以商科为主的长江商学院，为何要规定每个学员必须完成 48个公益学时，否则无法毕业？而大多为企业家的学员对此有何看法？会不会认为完成公益学时有作秀之嫌？如何避免借公益之名行商业之实？
对话长江商学院管理层
2018年10月21日，是长江商学院2018年毕业暨开学典礼日。与往年一样，公益课是该学院所有学员必须上的第一课。
有观点认为，中国商业要与国际接轨，树立国际上的影响力，商业文明在强调“赚钱之术”的同时，还应当强调企业家关注财富创造、积累与使用过程中的“道”——将商业领域的管理经验和专业技能运用到公益项目中，创造性解决社会问题；在考虑商业决策时，也要考虑人类未来的长远利益，成为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中的一份重要力量。这既是公益的演进，也是新一代商业文明的内涵。
作为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与全球化教授项兵，管理学教授、行政事务副院长阎爱民，市场营销学教授、EMBA项目副院长朱睿对上述问题有怎样的见解和思考，南方周末记者与三位教授进行了圆桌对话。
南方周末：作为一家非营利教育机构，长江商学院自2002年创立以来就将公益纳入学院发展战略，这么做的考虑是什么？
项兵：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2年李嘉诚基金会捐资设立长江商学院，不管当时还是当下，中国具备全球竞争力的企业仍然不多。
长江商学院的创办，是希望为国家复兴培养一批有全球视野、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和全球担当的企业家。我们认为在经济、科技、社会等多重变革汇集于同一时代的今天，无论是基于收入财富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的大环境，还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共同愿景，具备恻隐之心、人文关怀和创新精神，都将成为中国新一代商界精英征战全球的必要条件。
阎爱民：中国改革开放后，商业发展非常快，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商学院、商业文化在中国也应当有所作为，但要做成高水平高质量的商学院，如果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不一定能够很快实现。
我们七位创始教授，绝大部分都拥有海外商学院的博士背景。为中华民族、中国商学的发展，创办长江商学院这所体制外学校，具有很强的公益和社会责任愿景，这里具体做法就是培养一批既有人文关怀，又有全球眼光的企业家。
朱睿：面对着大多位于金字塔尖的企业家们，我们在培养的过程中，希望他们能够成长为具有世界眼光的商业精英。
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当这群人在国家或者世界范围内享有资源和财富的优势时，应当责无旁贷帮助这个社会去解决一些问题。
南方周末：那在具体操作上是如何实践的?在学院看来，商业怎样促进公益的发展？
项兵：2005年长江商学院把哲学、历史和宗教三大类人文课程引入学位和非学位项目。
首先是因为我们希望新一代企业家有长线观。在大部分商学院的教育中，都将五至十年规划视为长期规划，但五至十年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是因为当企业家有了人文素养，他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就能够发自内心而不是来源于外部的强制。
第三是长江商学院相当多EMBA校友确实在财务上有了很大成就，但我们希望他们能认识到企业不仅是一个为股东创造价值的工具。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它的局限性也一目了然，中国的再次崛起不仅要靠科技对接，管理对接，更重要的是价值对接，这就需要人文精神起到桥梁纽带的作用。
我们希望长江商学院的聚焦点，能从过去的商学院研究企业如何提高竞争力、获得盈利、给股东更多回报，拓展到为什么要做生意，如何把生意做好，以及财富使用的整个循环中去。
长江校友们都有丰富的管理经验，他们把这些管理经验带到公益和社会责任项目中，能够对公益起到有效、有针对性、可持续的作用。
南方周末：长江商学院今年从学员们所做的公益案例中选取了10个，出版《无公益 不长江》一书。书中提到，学院自2008年开始规定每个EMBA班的学员们都要有48个小时的公益学时，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定？
朱睿：48小时的公益学时理念的实施，是告诉EMBA的学员，做公益要真正付出行动，这样才有毕业的资格，后来这个概念又被引入到如MBA、FMBA的项目中，这个公益理念也就得到进一步深化。
阎爱民：无论是社会、宗教还是文化，都有鼓励感恩的传统，但是企业家们确实需要一些启迪，比如没有改革开放，这些企业家起不来，没有社会的长远发展，任何企业都没有长远的前途。从这一意义来看，要启迪这些企业家，根基就要从做公益开始，落实到学时的设置中去。
南方周末：学员们认同学院的决定吗？毕竟学员们精力有限，会不会认为没有必要，甚至认为是作秀？
项兵：一开始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我们最初通过集体公益活动，增强大家对公益的理解。学员们可以带家属、公司的人一起参与，在拉近彼此关系的同时，亲身体会什么是公益，为何做公益，如何做好公益。久而久之，做公益就会形成一种惯性。
很多事情必须在推动之后，大家通过体验，获得更多认同，才能变成一个良性循环。公益习惯的培养和文化的养成非常重要，它将来也会成为新商业文明的一部分。现在新同学进入长江后，就没有人怀疑做公益的必要性了。
南方周末：学院在倡导公益这一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朱睿：作为一所学校，长江的基因并不是真正实施具体的公益活动。
让我们带着学生天天去捐赠、上课或者帮扶，不现实也不高效，但学校能做的最大一件事是传播公益的理念，搭建平台去提倡、宣传它。
其次引导大家在这平台上做出有特色的公益，向校友推荐一些好的公益项目，让校友资源和这类公益项目得以整合，凝结更多社会力量。
南方周末：各位教授可能也观察到，近年来不少企业都非常看重企业的社会责任，相继成立社会责任部门，发布社会责任报告，不断弘扬企业的社会责任。但同时在经营中侵犯消费者乃至一个群体权益的事件也在不断发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知行不一的现象？
朱睿：曾经有一位同学和我说，如果一个企业的CSR(社会责任部门)负责人不直接向CEO汇报，那这个企业的CSR就是一个摆设。因为它能说明企业会在多大程度上将企业社会责任当作发展战略去考虑，说明企业在经营中的底线，也说明企业在面临资本的诱惑时，能在多大程度上坚守自己不作恶的原则和底线。
部分企业的确在随波逐流，但是真正有长远目光的企业，创始人会有底线原则，说到底，就是我们到底是在做五年、十年还是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的企业。
阎爱民：企业的目标到底是干什么，有一种以某些传统经济学家为代表的声音认为，企业的终极目的是利润最大化；另外一种声音认为，企业躲不开的一件事就是作为社会一分子要与其他社会主体产生各种联系，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天经地义。我认为，一家企业最终的盈利，与是否履行社会责任之间不是“或”而是“和”的关系。
我读过的一篇文章就分析了欧美地区上千个出现过负面影响的企业。一开始企业在经过负面报道、法庭罚款或者产品召回后，平均市值会丢失18％，但其中一些经过反思、亡羊补牢的措施，市值会在未来三年内失而复得，而那些出事后仅依靠危机公关来洗名、因循守旧的企业，丢掉的市值就可能是永久性的。
项兵：从社会责任角度来看，企业的贡献不仅仅是把商业做好。当下全球面临各种问题，无论是收入财富分配不均、社会流动性下降；还是可持续性发展方面的挑战，都要求社会成员承担更广泛的责任。要解决社会问题，仅仅靠政府、NGO是不够的，企业必须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因此，社会责任教育在中国十分有必要。这与高科技没关系。北欧地区的工厂里，工人节省材料、节省资源的动力不是来自监管或者环保部门的要求，而是出于他们相信这是一个地球人应承担的基本责任。
为应对监管要求，弄一个作秀工程，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对环境没有任何贡献。如果企业还把想法停留在花一块钱做公益就要通过商业多挣回两块钱的格局上，那它在任何发达市场都不会有好的出路。公益、责任与担当必须源自内心。
南方周末：除了企业行为，企业家个人做公益慈善也常常能引发争议，例如三位是否注意到，比较典型就如陈光标做慈善的行为？
项兵：我不愿意评价任何其他人的慈善行为。长江的校友影响力比较大、资源也比较多、管理经验非常丰富，他们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必须有更大的担当，这是主动的、自愿的，而不是作秀式的。想好就把它做好，做好的目的不是去宣传，也不是让别人觉得很好，而是应该做。
朱睿：今年云南“冰花男孩”被媒体曝光后，很多机构为男孩捐钱、捐物，小孩还被当成名人拉到北京，但这种行为很可能最终没能帮助他。
公益的初心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让受助人群能够独立、有尊严地生活。企业家在这一过程中，应当思考自己最善于帮助什么样的人，最能够使哪些人群受益，这才不会盲目跟风。
至于该不该做营销，该不该做宣传，该不该请人站台，很难一刀切，但最重要的原则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为了出名，增加品牌效应。我愿意接受或宽容机构在探索过程中犯的错误，但做公益的过程中要不停审视自己的初心，把受助人群的利益放在核心位置。
阎爱民：陈光标的做法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初心，首先拿出资源使别人受益这一点不应有任何争议。应该抵制的是那些吹了牛却不兑现的人。让人做好事，又要去细细追究初心，没太大意思。
公益有不同层次。最基础的公益源于个体不分信仰的单纯想法和行为；进一步是考虑到给国家、社会，包括社区和周围的朋友带来的一些好处；如果从担当社会责任更高层次来看，就是培育出社会的公民意识，让无论企业还是个人，都认可做好事是天经地义的。
企业家是商人，他们考虑的是营造一个能够让企业长远发展的环境，所以不能太苛求他们做慈善、做公益的目的。我一直坚持，只要不损害社会，为社会、为他人以及为众生提供一些好处，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内心，参与总要比不参与好。
南方周末：有统计表明，全球财富增长时，捐赠也会同比上涨。但是很意外，2017年中国企业家财富在上涨的同时，捐赠却在下降。这是因为国内公益组织的能力问题，还是大环境问题？
项兵：在通过市场实现第一次分配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加有效。在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等措施进行第二次分配方面，政府一直在加强调节，在这方面我们可能有很长的路要走。在通过捐赠等慈善公益事业完成第三次分配方面，我们才刚刚起步。
2017年，我国境内接收捐赠总额占全国GDP的 0.18％，而在美国这一比例约为 2％。
南方周末：中国是机构捐得多，个人少；国外尤其美国、欧洲，是个人多，机构少。
项兵：对，从这点来讲，我们需要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
企业家的视野、格局、理念、担当精神是一部分，同时NGO的管理和治理能力、透明度和专业性也需要得到提升，以保证捐款能被用于真正需要的地方。
另外，公众期待了解捐款的使用效率，这要求公益机构的信息系统保持透明。如果捐出的十块钱用到了哪个地方、哪个村、哪个学生身上，公众都能查得到，我坚信个人的捐赠热情会更高。
南方周末：对于中国企业家把资金用到全球其他区域和其他领域，您怎么认为？
阎爱民：认可价值观，才会有由衷的捐赠，而且只要捐赠这件事对他人、对社会是有利，都无可厚非。不认可而强迫人捐款，初衷就变味了，这种捐赠也就不会有持续性。我们要思考为什么没有捐给中国的学校，为什么没有捐给中国的组织，也许是自身的工作没做到位。
项兵：只要他把财富的一部分捐给了教育、医疗等领域，都应该受到称赞，毕竟他承担了一定责任，对社会作出了一定贡献。
当然我希望我们的企业家对我国的医疗、教育、卫生有更多捐赠，但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把自己的事做好，把资金真正传递到捐赠人想传递的人群之中，同时还能实现较高的效率。
如果捐赠的十块钱经过流转，到最后只有两块钱用到所需之处，这种效率就难以激发大家的捐赠热情。打铁还需自身硬，把机构的透明、专业、效率、有效性进一步提高，会有更多中国企业家给我们公益组织进行更多捐赠。
朱睿：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年在中国捐建的协和医院，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最好的一家医院，资助或参与给国内外一些机构、项目，是因为在这些地方看到了价值，看到他们运作的高效率。
与其探讨企业家到底是捐给外国还是捐给国内，不如探讨我们的公益机构，不管是基金会、社会企业还是公益项目，如何能够把自己建设得更加有公信力、影响力，让大家愿意来支持我们。
作者 | 记者 汪徐秋林 刘怡仙
来源 |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