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on.M.Randel
译者：李元蕙 曹雨芊
作者介绍：Don.M.Randel博士是安得烈.W.梅隆基金会（Andrew W. Mellon Foundation）和芝加哥大学名誉主席，现任美国文理科学院董事会主席，卡耐基基金会受托人。2000年7月至2006年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其间推动了校园人文艺术的发展，5年为学校募款13亿美元。2006年至2013年任安得烈W.梅隆基金会主席。Randel博士还是一位音乐历史学家，曾在康奈尔大学音乐系执教32年，著述颇丰，并担任美国音乐学学会杂志主编。
荐语（曲大雷）：第一次读到Don Randel先生的这篇文章是在去年12月出访美国波士顿期间，拜访老先生之前，美国的出访合作方发来此文，希望我们做一下西方大学课程必需的“课前阅读”。然而，这篇文章之于我，远远超越了一次拜访的背景资料之意义，更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慈善理念课——初读，大为惊喜，继而万分感动。惊喜，皆因文中所展现的对社会现实复杂性的全面认知、对单一商业霸权的美国公益式路径的深刻批判以及对人文慈善独特价值的充分体认，这不但迥异于国内时兴的“公益市场化”舆论风向，而且突出了一种健康而不凝滞的保守主义立场，这在当今巨变频仍的信息时代，似乎为公益人如何谦逊、笃定而又不失智慧地前行做了最好的阐释；感动，是因为Don Randel先生作为美国教育界、公益界的前辈老师，行文无比克制审慎，落笔毫无随意骄狂，其视野之广阔、思考之深刻实难于国内相关文章中可见，而品读此文，不似聆听长者教诲，更如与智者交谈，没有居高临下的经验与地位的傲慢，只有一同攀登真理的险峰时真诚的相助。
再三品读其中对慈善的剖析与索骥，对定量思维与商业傲慢的批判，也能在自己的工作、生活与学习中时刻检省自身，看到我们共同的时代命运下每个人可能达成的人性的可能，更能看到人文精神的稀缺和人文教育的缺失将施诸于我们的巨大的代价，以及慈善何以将“以善之名”侵蚀我们的公共利益与公共善，并最终走向自己名字的反面。
我想，我的中国公益同道们，是能从此篇文章中读出批判性思维对于行动者的良好裨益，读出对流行意见展开抽茧剥丝般地公共讨论的重大意义，读出倾听域外声音、磨洗他山之石的开放心态的关键意涵，读出全世界的公益人身上的光荣与梦想以及与之共生的求索与奋斗。为此，特与发展简报合作推出此篇文章的译文，以饷我们不老的初心与年轻的大脑。
慈善是什么？
寻找商业潮流、社会科学、流行文化
冲击下的慈善本质
理解慈善的方式不是只有一种，由于目标和经历的不同，每个人看待慈善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五年Andre W. Mellon基金会理事长和六年芝加哥大学校长的工作经历，赋予我资助方和受益方的双重视角。从这些经验出发，我对慈善提出一点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可能跟最近流行的慈善理念不太一样，但或许本文能给那些对主流话语不满的人们些许慰藉。
慈善和高等教育常常会被商业潮流左右。这很好理解，二者的受托人（Trustees）通常来自商业领域，他们很自然地认为，将经营活动（Business）的经验引入到慈善和高等教育机构之后，就可以解决二者自身不能解决的问题。确实，慈善和高等教育也是一种经营活动，但不同类型的经营活动之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最基本的一点是，营利性的和非营利性的经营活动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在逻辑，因此，从内在逻辑派生出来的相关活动也应当不尽相同。基于此，人们在慈善领域引入商业经营模式的时候应该更审慎一些。
也许有人认为潮流只不过就是潮流，我们的实际工作并不会受其影响。对此，我建议这些朋友看看过去几十年的商业书籍，再对照一下成功总裁们的履历与他们的管理风格。这些书都曾红极一时，占据着道德高地，仿佛如果不完全信奉书中鼓吹的理论，你的道德和能力就都值得怀疑。当年的“全面质量管理”（Total Quality Management）理论、“持续改进策略”(Continuous Improvement) 和“战略规划”(Strategic Planning)理论都曾引领过这样的风潮。当然，这些书也并不是说毫无洞见，只是它们还不足以被拥趸者们以一种宗教式的热情去宣扬。以生命力较强的“战略规划”理论为例，它认为，不论营利还是非营利，任何经营活动都须提前计划好在什么样的时间内以何种方式开展各项事务。但问题在于，很多制定方并不能在做战略规划时就有那么长的远见。最糟糕的是，战略规划会把复杂的现实问题分解成简单的步骤和口号。而这样的规划一旦开始启用，人们就闭着眼睛执行，除非有重大变故，通常对身旁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很可能“量变形成质变”的变化视而不见。
当前，慈善领域深受许多流行概念的影响，诸如“影响力”(Impact)“评估”(Assessment)“创业”(Entrepreneurship)“风险”(Venture)之类的词汇，不仅出现在商业管理课程及其参考书上，也写在很多基金会的网站上。创造这些词的人一般都已在商业上获得成功，现在他们希望转型成为慈善家。不能否认，他们非常了解如何在某一特定商业领域中创造财富。但是，大部分现实世界中真正严肃的社会问题，解决起来要比想象中难太多。举个例子来说，一个在车库里创业的企业家，可以成功地将一家小企业扩张成资本数十亿的大集团，成功要素往往在于他恰好掌握了天时地利，或者是该行业当时缺乏竞争，或者得益于权力与影响力的不均衡分配。若这名企业家带着这些经验就去投身慈善领域，并假定大部分社会问题都是相似的，并且能用相似的方法解决，那他必定会忽略掉大量关键因素，并对很多世界性难题的本质产生错误的判断。真正的慈善家，不可能用上述这位企业家的任何商业成功要素实现目标，因为慈善领域所要面对的问题，归根到底都要去追踪人民遭受的苦难和蒙昧无知及其根本原因，而这些因素复杂交织，几乎无法解决。
当然，慈善家们也可以致力于解决那些容易诊断和攻克的问题。比如，给发展中国家发放些很便宜的蚊帐就可以减少当地死于疟疾的儿童数量。统计发放蚊帐的数量并估算受益人数目应该也不困难。仅此一举，孩子们便不用再忍受疾病的威胁和折磨，是不是这样就皆大欢喜了呢？但问题是，慈善可以就这样止步吗？关乎孩子们一生的启蒙和教育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在发达国家，这一难题甚至更令人困扰。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在意每一个灵魂，期望他们获取实现美好未来的能力、过上最充实的生活，我们就不能忽视这些问题，哪怕它们千头万绪、难以厘清边界、更不知破解之道在何处。
此外，虽然慈善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但它并不是社会科学的分支。不是所有事物都可以简单地量化，也不是社会科学家分析出因果相关就能制定出高效有用的社会政策。即便是重大灾难，社会科学的预测也常常漏洞百出。所以我们不能总把慈善当成可控制变量的喂老鼠实验，一组喂食多，一组喂食少，然后看看哪组会变胖，这样是行不通的。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说过这样一段话，“维多利亚女王以女王论，比伊丽莎白女王好；以女人论，则不见得更快乐”，对这一比较，“你既不能说它没有意义，也不能说它不具备重要性，但它就是不适合去做数理分析”。慈善家应该记住，人类生命中有很多重要的事，大多都不适合数理分析。
美国文化也部分地促成了上述问题。没错，美国慷慨的慈善文化，其发达程度是世界上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这种慷慨建立并维持着世界上第一流的大学、攻克了许多可怕的疾病，在其他许多方面也成就斐然。但这种文化也有一种特征，它过于讲求实际、短视，并最终会导致反智主义。它习惯了用GDP或者国防支出来衡量一些大型事业的产出。但现在我们非常清楚，就算GDP增长了，贫困人口仍然会大量存在；就算谁也不知道这个国家到底哪里需要防御，国防支出仍然会增加。
美国的体育文化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它激起了一种对排名的追求，引导公众去关心谁赢了，谁是第一，谁进入了前十，谁又进入了前一百。这种文化蔓延到一些受慈善影响较大的领域就会引发不合理的现象，高等教育就深受其害。比如，很多慈善捐助都致力于增强大学的“竞争力”、提高大学的排名，可以说这样的花销是极不明智的。因为其实没人有能力建立一个真正有意义的排行榜——像在《美国新闻和世界报导》（U.S News & World Report）发布的排行榜中，一个学校的排名经常会起伏变动，但它和一个学生在具体院校里体验到的教育水平并有直接关联。而且，一家高校的录取率低于另一家，这并不能说明进入这家高校的学生就比另一家更优秀；再比如，一家高校非常有钱，平均在每个学生身上的支出要比另一家多很多，这也并不能保证他们的钱就能尽其用，都花在了改善教育的地方。事实上，来源于慈善机构的钱，作为高校主要的资金来源，常常用来迎合在我们社会尤其在青少年中盛行的消费主义了。
最糟的就是把钱花在校际竞技上。虽然有人声称运动队的成功能促成慈善，但我并不赞成这种观点。在高校中确实是有一部分学术能力稍逊的学生，他们与文化生活隔离，甚至毕业率也要比其他同学低很多，将慈善资源投入到体育项目中可以改善他们的处境。我也承认，参与体育运动、在学校交响乐团中演奏、出演一部戏剧都是大学教育中宝贵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目标绝不能简单地变成提升运动队的排名。
因此，慈善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归根到底是一种相匹配的价值观。做慈善，就是追求一种价值观。价值观不易衡量，也无法分个高低。它们也许不新潮，也不与时俱进，还不容易实现。但是，不容易实现不意味着它不值得去争取。慈善必须拒绝随波逐流，拒绝追求标新立异。很多慈善活动最大的问题就是浮躁，尤其是在基金会领域。
基于对价值观的追求，我们不应该再去问，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而是要思考应该关注什么样的现象，实现什么样的价值。我们不应该再受制于慈善成果是否容易衡量或是评估。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能够接受模棱两可的慈善结果和传统意义上的失败，我们不能因为对那种失败的恐惧而阻碍了高尚的行动。就算不知成败，我们也要能毫不退缩地对某项慈善活动给予重视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做成本效益分析反而是一种成本的浪费。况且，很多慈善活动的价值是全人类都认同的，即便用社会科学工具量化后判定它们没有治愈社会顽疾，但它们仍然是值得支持的。
讨论了“慈善的本质”问题之后，我们再来谈谈慈善的伦理问题。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那么多，连最发达的国家都深受其扰，更别说是发展中国家了。在这么多的问题中，很多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也有很多问题能让人看到有效的改善。而我们为什么还要分配资源给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还要去资助一些非弱势群体的活动呢？
按照上述逻辑，如果社会问题永远不能完全解决，那么任何慈善资源都不应当投入到高等教育和艺术机构，除非这些机构能够培养直接服务于社会问题的人才。在人类的苦难面前，一个人怎能将资源花在除生存必需品之外的东西上呢？——这样的观点暗含着限制富裕阶层消费的意味，和收入不均、收入再分配问题也息息相关。对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立场，国家最终会对这些立场综合考量，基于社会因素或是其他原因，不同程度地进行收入再分配。但无论是国家还是个体所做的都还远远不够，即使现今世界上最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也是一样。
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一伦理问题，我们在考虑权利的时候，必须把所有人都囊括在内，无论他贫穷还是富有。玛莎·娜斯鲍姆（Martha Nussbaum） 将权利描述为每个人都有权实现的能力【比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所做的定义更广泛】。这些能力包括健康、营养、教育和政治自由，但是也包括思考、想象和创意工作。在这个框架下，后面这些能力也能纳入到基本权利的范畴，这样我们就能倡导将慈善资源投入文化机构和高等教育，而不仅仅局限于一些工具性的目的。资源是有限的，在各种能力的投入之间达到平衡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若因此就不去关注个体完善其精神生活的能力，不去维护人们发挥创意的潜质，这同样也是在剥夺一部分人的基本人权。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文艺术对于对人的完善来说至关重要，而并不仅仅是提供一种娱乐。这并不是说每一个参与戏剧演出或是音乐会的人都有着深层次的精神生活，也不能阻止我们认为一些艺术创作纯属垃圾。但这种简单地对艺术的判断，也有赖于社会对培育想象力的重视和促成。人文与艺术的培养是社会对人民的一种责任，也是个体完善自己的关键一环。
上述活动都非常难以证明和衡量。我们如何知道这些活动丰富了更多人的精神生活呢？在大学里学习人文课程、参加音乐会和戏剧、参观博物馆都不是判断的标准。我们只能用一种信念来宽慰自己，做这些事总比不做好，推广这些是很有意义的工作。
这些活动非常昂贵，所以我们又回到了收入再分配的问题。如果没有社会尤其是慈善领域对它们的推进，这些活动就会成为富人的专享，这是根本性的不平等。尴尬的是，现今很多美国人拒绝支持那些无法获得健康、充足食物和住所保障的人的诉求，期待这些人去支持人文和艺术就更不可能了。因此，进行必要的收入再分配的责任，落到了个别的教育和文化机构上，这些机构通过请求或要求富人承担超出平均数的费用，来使不富裕的人获得人文和艺术教育服务。慈善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并能在税务方面为大家省心省力。如果没有慈善的介入，仅仅由那些不计其数的教育和文化机构承担这一培育重担，恐怕难以取得一个对全社会有益的结果。
接受了人文和艺术需要慈善支持这个观念之后，人们该如何采取行动呢？如果一家基金会把支持人文和艺术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就必须从一开始就明白它所支持的是一项赔钱的事业。正因为这种赔钱性，教育和文化机构无法得到市场力量的青睐，慈善的支持才显得至关重要。
一些慈善家和受托人可能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原本是追求利润的企业家。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捐助用于填补亏损。但是，其实所有的善款都是在填补亏损。问题在于多大的亏损是机构可以承担的。这就需要谨慎地规划并评估风险（和营利组织一样），必须收支平衡。如果说在一个财年里，第一笔善款不能用来弥补亏损，只有最后一笔捐款才能用来弥补亏损，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举例来说，要求一家慈善机构现有的运营经费不能承担任何之前的亏损，等于说，该机构之前的亏损必须再找之前的捐助者来填补。
人文和艺术培育项目的运行周期很长，这是它与商业领域的另一个格格不入之处。可能有人会说，营利领域也能从长周期运营中获利。但是追求人文艺术之路在本质上是永无止境的，虽然方法手段可能会调整，但是目标却恒久不变。所以，做这类慈善项目根本就没有任何快速的解决方案或者能获得短期收益。
当今社会，人们在匆忙地追求着新事物，能专注的时间越来越短暂。主流媒体不断地鼓动大众追求“创新”，大学也在盲目地为了“创新”而“创新”。这种趋势无意中将科技凌驾于人文艺术之上——我们承认，科学的本质是不断推陈出新，不断地探索和发现，有时候新的发现还能够申请专利、产出利润……因此，大学总是把对外传播的重心放在科学上，而忽视了人文艺术。毕竟，人文艺术即使换了些形式和说法，也仍然在关注那些并不“创新”的老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关心本科教育，我们就会发现，按照目前的标准，这里找不到新闻报道的好题材。
大学校园里每天最令人振奋的新闻，本应该是大学生们努力掌握了某个对自己来说全新的理念，无论这个理念是出现在公元前5世纪的古希腊，还是出现在前几天。当然，我并不是说他们只能学习、接受那些成熟的理念和作品。我希望的是，他们能拥有一种对新知识的渴望，不论这知识源于古代还是产自现代，来自西方还是其他国家；我希望他们能常怀一种遗憾，总会觉得自己阅读得还不够，知道得还不够，自身能力还没有完全开发。然而，没有一家报纸能够每天把这一点当作头条新闻来提倡。
一个真正关心人文和艺术的慈善家，不能把追求创新作为首要目标，这是慈善家必须要学习的功课。培育人文和艺术是在培育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理念价值观，而非简单传递一系列的信息。支持人文和艺术的慈善家们必须有足够的耐心和恒心，不能指望自己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媒体头条，也不要指望目标很快就能实现，之后就可以转而支持解决其他慈善问题，全然不顾身后的机构是否会陷入财务困境，今后该如何维持。
在慈善界还有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就是在资助具体项目的时候是否该涵盖机构的行政成本。一些基金会总是极力避免对机构的运营进行资助。在这个问题上，慈善家必须寻求项目经费和行政成本平衡分配。一个头脑清晰的慈善家不可能要求一个机构去追求创新，而丝毫不管他们能否付得起电费，也不会注意不到许多捐赠人不愿意支持行政成本。
用一段话来总结以上论述，我想说明的最关键一点是，很多有价值、重要的慈善工作不以追求“创新”为首要目标，也不容易量化评估其影响和价值；这些慈善工作不能帮助慈善家进行自我宣传，它们源于价值观、信念和承诺，尤其是在面对阻力的时候，慈善家能够回想这一“初心”至关重要——即使投入的慈善项目最终看似失败了，他们也能因为坚持自己的价值观、信念和承诺而倍感欣慰。更不必说，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晓这些关乎人类精神的投入是否取得了成功。尽管，无论在慈善领域，还是在任何人类的活动中，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由于恐惧失败和成败不明而裹足不前。
最后提一点实用些的建议——如何才能当好慈善家？我认为谦逊是一种可贵的品质。这就要回溯到我自己在基金会和大学的两段经历了。经常有人问我这两个角色有何不同之处，在我看来，其本质上是相同的。作为大学校长，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就是听取别人好的想法，并寻找资源让他们能实现这些想法。这意味着要挑选很优秀的人，使他们能为了共同目标而通力合作。校长不可能一个人来成就一所优秀的大学，承认这一点对于达成合作至关重要。作为基金会主席，我觉得自己的工作同样是听取别人的好想法，并提供资源让他们实现这些想法。基金会主席也不可能一个人想出所有的方案，也不应该认为自己有权对别人如何工作指手画脚。倾听别人的观点也许是慈善家最重要的技能。
此外，尽管基金会主席可以选择自己满意的同事，但是基金会不能以同样的方式选择受益人和合作伙伴。后一选择尤其需要仔细倾听——就像人生中大多数活动一样，我们最终要辨别出谁是值得信任的。想信任合作伙伴或者受益人，就不得不冒险赌一赌。和风险慈善家或是创业型慈善家一样，我常常觉得我们很像赌马的人，掌握了一种能读懂赛马记录表的能力，就来到了赛场上，一旦看到还不错的赛马，就决定下注2美元，之后只能站在一旁静待结果。我们心里都明白，如果不输个几次就永远不会赢得大奖。
(本文于2016年4月8日首发于中国发展简报，已获中国发展简报授权。)
允中文教基金会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