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先生：公益的身份

不久前故宫单院长荣休，我们都很关注。不少人表达出非常不舍的情感。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在他上任的一年多以前，我们成立了一家公益基金——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由万捷、马化腾、陈东升、王石等企业家，也包括我，一起发起的。单院长在七年任期当中，聚合了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在内的很多力量，使故宫展现了它伟大而独特的一面。

今年 1 月，第四年度“马云乡村教师奖”在三亚如期颁发。因为马云的努力，乡村教师这个群体回到我们的视线。郭广昌也发起了“乡村医生”精准扶贫计划。

不只是故宫文物保护、乡村教师和乡村医生境遇的改善，在所有的领域，从阿拉善的环境保护、地震灾区的救援，到儿童先天性心脏病的治疗、劳改犯子女的教育、失足少女的挽救，再到“远到天边”的一些鸟类的保护、红树林的保护，以及长江濒危生物的救助……差不多天上地下、男人女人，都被企业家们用挣钱以外的时间和精力，逐渐地关注和覆盖了。

企业家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么多的心力？我想了一下，将近 20 年前，我参与发起第一个公益基金会爱佑华夏基金会的时候，刚刚有公益条例。到现在，我参与发起了 16 个公益基金。所以最近几年赚钱少，花钱更少，原因就跟参与公益有关。这是企业家的社会责任。

▲2012.01-2013.12

冯叔担任阿拉善 SEE 第四任会长

我发现现在有不少企业家，大体上就是赚钱、捐钱、花钱；赚钱第一、捐钱第二、花钱第三。因为赚钱、捐钱这两件事基本上把 90% 的时间占据了，唯一能花钱的就是躺着按摩一下脚，因为走得太远必须捏脚来稍微放松一下。接下来就是听党的话，迈开双脚走向公益。

什么叫公益？经过这 20 年，公益又怎么就变成了现在这样呢？

我觉得，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时代、社会、经济、体制的变化给我们民营企业家提出了挑战，我们所能做出的回应。差不多在 20 年前社会上出现了收入差距，之后这个差距逐渐拉大。有钱的人要学会要脸，没钱的人要学会努力，分钱的人要讲究公平。社会上提出了很多的问题，于是我们开始做公益。

我记得阿拉善 SEE 刚成立不久后，我们组了一个团到全世界学习如何做公益，这是我第一次为公益来学习。在我们之前的前辈们，他们也做类似的事情，他们称之为“慈善”，包括在乡村办学。我们投身到更大的领域，同时去学习如何成立、管理公益基金会，学习怎么样培养公益人才。

从那时候起，我们就开始思考，如果光挣钱，不去回应社会在发展当中对民营企业提出的道德要求、社会责任要求以及对财富重新安排的要求，是不是得当？我们认为，对这些要求不作出回应，民营企业就不可能有很好的发展。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积极思考该怎么做，很多民营企业家在一起谈论这些事情。

恰好那个时候来了一个机会，或者说外部给了我们一个刺激：当时地球上最有钱的两个人，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提出一个倡议，号召大家一定要捐出一半的财产。他们在北京办了一个晚宴，邀请了很多人。有人想偷着去，有的人明着去，总之那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晚宴。

在这个晚宴之后，我们就弄清楚了一个事情，民营企业的发展的确要特别重视和帮着解决整个社会关切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财富的再分配问题，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的问题，或者说怎么经过财富创造的过程，从而让社会更和谐而不是更冲突的问题；不仅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同时也要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也是我们民营企业自身生存、发展、环境进一步改善的问题

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注意到身边的民营企业家们，每一个人都有了两个身份，第一个是挣钱的身份，第二个是捐钱的身份，成为了很多公益事业的理事长或者是捐款人。

到今天为止做到了什么程度？差不多每天成立两个公益基金，一年大概 700 家左右。到目前为止，全中国有 7000 家公益基金会，2/3 是由民营企业发起和成立的，每年捐款和募款超过 1000 亿人民币，解决或者一点一点地改善了很多社会的、但政府没来得及管的，或者不该政府管的问题。

举个例子来说，比如爱佑华夏基金会，它靠着自己的努力，一年能够解决 20000 例先天性心脏病的贫困儿童的治疗问题。就这一个公益基金，解决了中国 40% 的贫困儿童先天性心脏病问题，善莫大焉。

▲《当幸福来敲门》| 做公益的人越多

就会有越多的“幸福”来敲门

至于企业怎么解决问题？我觉得就是通过企业家的能力，对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提高效率，最终解决某一类的问题。比如贫困儿童先天性心脏病问题，随着公益组织的努力和一点一点地解决问题，政府也开始重视，把它纳入了医保系统，所以这个问题在中国就有人管了。这就是由公益基金会先来刺激了一下，先来解决一点，最终使问题得到了普遍的解决。

所以我们讲到公益基金会，讲到企业家的公益人身份时，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企业家用自己的能力和方法，用有限的资源，提升效率，解决某一个细分领域的问题，带来社会的点滴改进和文明的进步，这是我们企业家的公益身份最重要的含义。

除此以外，在这个身份下，我们做事情还得有专业能力，这也是特别重要的。爱佑华夏现在成为一家著名的公益基金会，被认为是过去这十年、二十年里诞生的最有效率和成绩的公益基金会之一。当然，还有不少同样出色的公益基金会，也都是民营企业家创办的。这些基金会为什么能做得很好？因为他们会用企业的组织，用有效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我举个例子。大家知道，西湖大学是由企业家支持的，是通过民间力量汇集，用金钱和才智来支持的大学。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它募到了 60 亿。最开始通过熟人来募集的效果并不好，于是他们把这个团队带到了一家国际上著名的机构，形成了一整套的募款方法，包括 KPI 考核、激励等等一整套方法，建立了若干层级的组织。因为有专业化的训练，提升了团队的能力和组织的能力，于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募集到了这么多的资金。

科技是最终竞争力的关键之处。提升我们国家的科技能力，政府之外，民间这么有效率地运作，除了奉献精神，更重要的还有企业家参与所带来的专业的能力以及追求效率的本事。

我们也知道，现在很多的公益基金会募不到款，特别是一些公办的基金会募款有它的局限性。相反，私营企业家主导的基金会募集非常快，同时管理非常透明，治理非常有效。比如，公益产品怎么互联网化，公益项目怎么产品化？私营企业家主导的基金会往往都做得很好。现在壹基金、阿拉善 SEE 每年通过网络募集的公益资金都超过了 1 亿，这些都是企业家想出来的办法。一个企业家来做公益的时候，他有自己的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最大效率的创造结果的能力。

企业家在公益当中扮演的不是启蒙者角色。知识分子、道德先生是我们环保的启蒙者，但今天他们的身影已经远去。今天迈开步子来做公益的恰恰是企业家。

▲《浪潮》| 专业能力可以让我们把公益做得更好

企业家在做公益的过程中，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他对自己企业价值观的校正。

大家知道，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企业家面临着很多选择。这些选择最终是需要价值观来判断的。我们怎么样看别人看不见的地方，算别人算不清的帐，做别人不做的事情？全靠企业领导者的价值观来引领。我们把大量的时间、精力投身公益以后，就会注意到企业的需求在某一局部可能的欠缺，就会发现还需要改进的地方。

做公益时我们得到了很多的启发。通过公益我们知道企业想要发展必须兼顾社会环境、诸多的人群以及各个方面不同的利益。而一个企业家开始注意到股东以外的周边的社会关系、社会人群、社会问题的时候，这就叫开始有了社会责任的意识。而社会责任说来道去，就是管身边的“闲事”，但这些“闲事”是关系到企业长期发展的生命攸关的事。

这就是为什么企业家会多了一个公益人的身份的原因。公益的身份意味着我们要在经营企业的同时，关注社会的一些问题。同时用企业家的能力找出解决的办法，汇聚社会的资源，善用社会的资源，来回应社会的诉求，解决问题。

▲《孔子》|  仁者爱人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民营企业到今天仍然能保持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企业家总体来说回应了三个大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自己和自己的关系问题，企业内部的合伙人之间的关系，究竟是像梁山好汉一样的江湖人聚集，还是股东关系？你究竟是大哥，还是董事长？这是我们自己要回应的问题。有了《公司法》之后，《公司法》给了我们一个指南，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回应完了。第二个问题，我们赚了钱怎么跟社会相处？第三个问题，我们在发展当中怎么跟国有资本相处，怎么跟体制环境相处？

这三个问题，也是未来十年、二十年，民营企业需要很好回应的重大问题。如果中国的民营企业能回应完这三个问题，我相信中国的改革就接近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就能在我们的手里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