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由中国慈善联合会、敦和基金会联合主办的中国慈善文化论坛（2018）在北京召开。在“业界述评”这一环节，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文化纵横》杂志社社长杨平就“2018年中国慈善文化年度事件”进行了梳理，重点评论了“西湖大学成立”“MeToo事件发酵”等十个事件。以下为详细内容。
全国多个城市将慈善事业纳入社会发展整体规划中，对慈善事业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给予较多的政策支持，呈现出“人民慈善”的态势。
上海市打造“公益之城”，150个公益嘉年华项目出炉；广州打造“人人慈善为人人”城市慈善发展体系；佛山推出“乐善之城”行动计划；北京市创建“首善之都”；成都市创建“尚善之都”。
近十几年来，公益慈善领域主流思潮是专业化、市场化和效率化，广州等地呈现的则是大众化、草根化、平民化的“人民慈善”形态，让普通人民都能参与到公益慈善中来。“人民慈善”让人民有了尊严感、主体性，让人民感受到普通人之间的互助和友爱，毛泽东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中国未来的公益慈善亦应如是。
电影《我不是药神》播出，推动医保范围增加抗癌药物，是文化事件倒逼政策改变的典型。
电影《我不是药神》是近年难得一见的现实主义题材力作，影片的批判锋芒及人民大众情感，使人观之潸然泪下，并产生改造现实的强大力量。
中国政府在观众及舆论的呼吁下迅速行动，将17种抗癌药物纳入医保，一举冲破了围绕抗癌药物形成的种种利益网络，足见我国政府的人民性。市场机制创造效率，也产生异化，医药体制就是典型。
我认为就这件事情而言，我们的政府人民心还是清晰可见的。另外一个方面也印证了，文化、艺术、新闻的力量可以成为改造世界非常强有力的推动力。
岭南公益慈善学院正式揭牌成立，这是广东首家全日制公益学院，并于今年面向广东省招生。
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迅猛发展，人才短板日益明显，为之配套的教育体系更是短缺。此前已有相关大学设立公益学院，相关机构设立公益研究院，各种业内培训层出不穷，但是成规模、成体系的全日制公益慈善大学尚无先例。岭南公益慈善学院的创立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短板。
民政部发布：未来三年着力推进“互联网+社会建设”行动方案（2018年~2020年）。
2018年，人们感受最大的变化之一是科技进步带来的冲击。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已经深刻地介入和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公益领域也不例外。“互联网+公益”是公益领域感受最深刻的变化。中国政府历来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推手，民政部推出的“互联网+社会组织”的三年行动计划将为社会组织提供许多机遇，值得认真加以把握。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投入十亿资金设立“科学探索奖”，重点奖励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基础科学与前沿科学工作，每位获奖者将连续五年、每年获得六十万元人民币的资助资金。
“科学探索奖”的设立，表明中国民间社会也开始具备投资长远、着眼未来的战略眼光与行动能力。此前只有政府和风险投资才会关注的“基础研究和前沿研究”，也有了民间基金会的力量。基金会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创新，就是冒险，就是做政府不敢做、商业不愿做的事情。
10月20日，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西湖大学成立，基金会办学模式是西湖大学最大的亮点。
“西湖大学”的成立有两种深刻的含义，一是教育由国家举办、由政府规制、受教育行政化官僚化影响的大学终于开了个口子，为教育的多样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二是基金会办大学，吸纳社会资本进入公益属性的基金会，避免了资本直接举办大学的资本营利性冲突，为大学按自身规律创办设置了安全阀。资本一旦社会化，资本的属性也得到了改造，形成社会公益性资本，使得资本向社会主义方向转换。
公益与商业关系国际研讨会召开，此前的“两光之争”引发的问题意识在此次研讨会上得到进一步深化。
“两光之争”的核心，在于“公益市场化”有无可能使公益丧失自身的利他性。公益与商业关系国际研讨会上，康晓光再著长文，从“公益中心主义”论述公益与商业的关系。
他将公益存在的根源归结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动机——“利己vs 利他”。他认为人性中的两面从来同时存在，“利己”催生了商业，“利他”则导向公益慈善。公益与商业一直存在“分离—合作模式”与“融合模式”，但任何模式都不意味着公益可以放弃利他的目的，也不意味着公益组织转为企业。
康晓光的公益慈善哲学思考十分深入，他试图构建当代公益事业的哲学基础——基于人性的公益慈善理论。但是人性论的公益哲学基础存在一个根本的缺陷，即任何时代的人性都是当时当地社会经济政治关系的总和，不存在脱离具体历史条件的人性，在某些历史时刻，“杀人”也可能是最大的善。分析当代公益与商业的关系，必须将其置入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中，也必须将其置入中国正在展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建构之中。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业与公益是社会主导阶级有机建立的两套机制，前者主管效率，后者主管市场失灵下的社会公平。在中国语境下，“公益市场化”是正在上升期的民营企业家阶层对于公益社会主导话语权的争夺，其初始动机在于“去行政化”，其中既有利于公益生产力发展的一面，也有导向商业价值进而以商业全面渗透公益的一面。对于前者，公益人应该大力支持，对于后者，则应该加以遏制。
汶川地震十周年，引来各界广泛的纪念与思考。
汶川地震被说成是中国公益元年。人们之所以怀念那个激情涌动的年头，是因为大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动员，为在金钱价值弥漫的社会生活中注入了人们渴盼的崇高、助人等崇高价值，此前公益领域蕴藏的各种力量均借此机会蓄势喷发，形成了与公益领域专业化、市场化价值主张相对应的社会运动。
汶川地震十年给公益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让普通人参与到公益中来，让人们在公益慈善中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让人民成为公益慈善事业的主体。
MeToo事件发酵，雷闯、冯永峰等多位公益名人纷纷“中枪”。同时，黑土麦田事件、河北武安爱心村关停事件引发人们广泛关注。
MeToo事件在公益圈的暴雷，至少有三点启示：
1、更广大的社会人群卷入公益事业中，说明中国公益事业的影响在日益扩大，为更多的青年提供了就业、事业、理想、名利的机会。大浪卷来，难免泥沙俱下，公益队伍出现道德丑闻在所难免，但要看到它的正面。
2、公益行业的道德建设、风气建设任重道远。如同整个中国社会在剧烈转型的时代道德滑坡现象严重、价值重建任务艰巨一样，中国的公益行业也不能自外于时代，需要与整个国家一道，重建我们的精神家园。
3、需要明确的是，公益行业承担着塑造中国社会的重要使命，公益的伦理要求必定不同于一般的市场伦理，而是要高于市场伦理。
2017年度中美捐赠数据相继发布，美国捐赠额41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6818.51亿元，占GDP总量2.1%。我国2017年捐赠总额1499.8692亿元，占GDP总量0.18%。
两相对比，捐赠总额相差近18倍，占GDP百分比也相差近12倍，人均捐赠，美国5978元人民币，中国107.90元人民币，相差55倍之多。
中美捐赠数据比较的含义有以下几点：
1、现代公益是现代性的产物，需要工业化、现代化的长期建设和财富积累，比之美国，中国工业化进步至少晚了半个世纪，现代化的建设则至少晚了100年。从GDP总量看，中国已是美国的63%，从人均GDP看，中国还不到美国的25%。中国的公益捐赠与中国社会的财富积累是相互匹配的。
2、 即使与同等发达程度的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捐赠都不高，其关键原因有两条。一是千百年的小农经济文化传统，散漫、自私、缺乏对陌生人及社会的关切，是这个文化的特征之一。为此，改造旧文化一直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主题之一。二是近四十年的市场经济过程，个人主义及拜金主义泛滥，而建国前三十年树立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价值已经瓦解，中国社会的道德建设和文化建设严重短缺。
3、当代社会的剧烈转型，使广大城市人群，尤其是青年群体严重缺乏安全感，焦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社会缺乏组织，人们处在原子化的散沙状态，无力关切他人。因此，急需社会事业将人们安顿下来，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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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中编辑部编校